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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CCTV中国通史纪录片》第71集 两都巡幸(解说词)
第71 集：两都巡幸
北京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，拥有两千多万人口，是当代中国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。北京，也是一座有着三千多年建城史和八百多年建都史的历史文化名城，元朝时它的名字叫做大都。这是也曾是元朝时期的一座繁华都市，坐落于内蒙古自治区正蓝旗境内的金莲川草原上，眼前的一切都那么破败，只有这几棵生命力顽强的榆树，带给这里一丝的生气。它，就是元上都城。两座城市，两样命运，一个家喻户晓，一个少人问津。很多人并不知道这两座城市曾经息息相关，紧密相连。从公元13世纪起，元朝靠着这两座城市构建起它基本的政治制度，元朝的每位皇帝都有在这两座城市之间来回巡幸：春天，从大都北巡上都，秋天，从上都南返大都，如此反复，年年如此，大都和上都，两座都城，两座城，构成元帝国两大神经中枢。
这是公元1289年农历二月十七，元大都又一次从寒冬中苏醒，冰雪融化，春寒料峭。健德门外，百官齐聚，鼓乐齐鸣，一支庞大的队伍正准备由此出发，往北行进。队伍里最显眼的是四只大象牵引的象辇，这些忽必烈征战缅甸的战利品，成为了皇帝的坐骑。象辇用狮子皮包裹，四角插着五彩旌旗，每只大象背上各骑一位藩官，导引象辇前行。乘坐象辇的正是元朝帝国的皇帝忽必烈，随性的人员有护卫随从，后宫家眷，还有文武百官和文人墨客。浩浩荡荡的队伍从这一天开始，长途跋涉八百多里，前往元帝国的另一个都城—上都开平，在那里，皇帝将度过整个夏天，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两都巡幸制。那么，忽必烈为何不辞辛苦的两都间来回奔忙，将皇帝宝贵的精力消耗在这崇山峻岭和荆莽丛林之中？
在成吉思汗时期，大蒙古国并没有自己正式的都城，而是在怯绿连河、斡难河、土兀剌河三河之源建立起自己的统治中心——四大斡耳朵。直到第二任大汗窝阔台即位，即公元1235年开始，才在鄂尔浑河畔兴建哈剌和林城，作为大蒙古国的首都，此后，历经贵由、蒙哥两位大汗，均以哈剌和林作为大蒙古国的首都，直到主管汉地事务的忽必烈即大汗位，蒙古政权的统治中心才随之南移。
魏坚：元上都的建立应该说是由很多机遇造成的，一个是蒙古族强大起来之后，它需要南下漠南，在汉地进行统治，加上忽必烈身边有一群包括汉人、契丹人，很多不同民族的谋士、武将的存在，他们首先是要在接近汉地的地方集聚力量，要有一个活动的地方，于是，他们就在金莲川这儿，建一个城，忽必烈就让刘秉忠选地建城郭。
刘秉忠是忽必烈身边最重要的谋士，曾做过道士，后来出家为僧，他博学多才，通晓易经、天文、地理、律历、奇门遁甲之术。开平城的选址，在滦河的上游的闪电河畔，北面是起伏的山冈，东西是开阔的草原，每到夏季，水草丰足，遍地盛开金莲花，因此被金世宗改名为金莲川。
公元1256年，在刘秉忠的主持下，开平新城拓土动工，道士连坐法事五天五夜，并与王府官员前往各地，将金龙玉册投于名山大川，开平府很快建成。公元1259年，蒙古国大汗蒙哥在攻打南宋的过程中去世。第二年，也就是公元1260年，忽必烈在这里召开忽里台大会，宣布即大汗位，以建元中统，开平成了忽必烈统治的政治中心。开平城随之被扩建成了一座名副其实的皇城，一座宏伟而瑰丽的草原城市—元上都。
建成后的上都城由宫城、皇城、外城三城组成，外城和皇城为正方形，宫城略为长方形。外城的建设极具蒙古特色，城墙用黄土板筑成，北部是可供忽必烈涉猎游玩的皇家园林—御苑。南面则是官署和作坊区，这里还有按照蒙古旧制举行重大庆典宴会的昔剌斡耳朵。皇城内街道整齐，官署、寺庙、道观等建筑错落分布。东、西两侧有关厢，西关为商业区，街市繁华，东关近皇城，帐房错落有致，是前来朝觐的诸王安置部众的地方。
宫城位于全城的东南角，四角有角楼，东、南、西各开一门，城外有一平坦的广场，宫城内的建筑多以汉式为主。核心建筑是气势宏伟的大安阁，大安阁是用拆毁的宋汴京熙春阁的材料，依照熙春阁建造的。据说汴京拆下的熙春阁木材多达“万计”，通过水路和陆路运至开平，耗费极大。这里也是忽必烈临朝、议政、接见臣下和举行其他重大典礼的地方。
刘晓：他在建上都的时候，既结合了中原的都城的建设规划，又融入了蒙古草原的一些特色，所以上都是二元化的一个都城，当时的上都确实非常的繁华，而且有各种肤色的人，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当时都在上都，然后大家之间相互做买卖，包括其它的交流方式，应该是人非常多的，非常繁华的一个地方。
魏坚：建元中统1260年，中统元年，大元王朝是1271年，又过了十一年以后的事了，那么在这十来年当中，其实后来被称作上都的开平，实际上起着一个临时都城的作用。那个时候蒙古人正在四处征战，而且不断扩大地域，又声威显赫。但是他逐渐的安定下来以后，特别是汉地的统治，逐渐稳定的时候，忽必烈已经开始注意了这个整个国家这个体制的安定，汉地这一块经济的发展，对北方是有巨大的诱惑力的。所以你想发展起来，没有汉地这一块的经济，是搞不上去的，而且将来他的国家的发展，也是要靠这块地方的，所以他必须有大都来做一个都城。
大都的选址很快确定，那就是当时的燕京，府名大兴，燕京的建城历史可以追溯到三千多年前的燕国古都蓟，在漫长的岁月里，这里一直是南来北往的交通枢纽，到忽必烈统治时期，这里的名字早已从金中都恢复为燕京，忽必烈选择这里建立新都，还有另一层重要原因。忽必烈在开平登上汗位的一个月，他的弟弟阿里不哥也在部分蒙古宗王的拥戴下，宣布继任大汗，而在之后兄弟二人长达五年的汗位争夺战中，燕京成为了汉地粮草军马北上的重要军事驻地，由此也更加凸显了在汉地建都的必要性。
公元1263年，忽必烈正式定开平为上都，并在燕京营建又一个政治中心。元至元元年（1264），燕京正式命名为中都，然而，新的中都却无法在金朝中都的基础上进行建设，因为公元1215年，蒙古军地占领这里之后，金中都就已经残破不堪，更重要的是这里的城市供水也存在问题。
刘晓：它（金中都）是靠西边的莲花池，水量并不大，就是不适合大都市以后发展的需要，最后当时选的是金中都的东北部位，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地方呢，这个地方本来有金朝的离宫，就是皇帝的离宫，而且水系很发达。而且这个离宫，像琼华岛，当时的琼华岛在建设都城之前，就已经做过一些修缮，以这个为中心点向外拓展的话，就非常合理。
琼华岛，位于今天北京的北海公园，这里原本是金代的一座离宫，岛上建有著名的广寒殿。公元1261年，忽必烈下令重修琼华岛上的广寒殿，元帝国的新都建设开始准备了。广寒殿曾是整个新都的制高点，建筑金碧辉煌，殿上既可以远眺西山，也可以欣赏都城的美景，只可惜这座辉煌的宫殿后来在明万历年间坍塌，从此无迹可寻，只留下一支忽必烈曾经用过的巨大酒缸，存放在北海团城的承光殿中。这个名为“渎山大玉海”的酒瓮，成为大都营建的历史见证。
至元四年（公元1267），忽必烈下令兴建中都新城，至元八年（1271），蒙古国正式定国号为“大元”，至元九年（1272），忽必烈又命名中都新城为大都，大都新城正式作为京师进一步规划营建。至元十一年（1274）正月，忽必烈御正殿，受诸王百官朝贺。
元大都承袭了元上都宫殿、皇城、外城三重城垣的布局，它的总设计师仍然是刘秉忠，设计理念主要来源于《周礼·考工记》，呈正方形，每边长九里，各有三门，城中有纵横交错的宽广大道共九条，大都的设计还严格遵循了前朝后市，左祖右社的整体布局。在今天的北京城可以见到的元大都遗址已经非常有限，然而对于元大都有着二十多年研究的王岗研究员告诉我们，忽必烈当年下令营建的大都城规模应该非常宏大。
王岗：这儿就是元大都的城墙遗址，当年修建大都城的时候，主要还是以这种土城墙为主，现在咱们这个位置，大概是在肃清门的位置，就是元大都城的西城墙的靠北边的这个城墙的城门，原来的城墙非常高，非常宽，宽和高的比例大概是三比二，文献记载，叫城方六十里，规模已经是可以说在中国古代，北京的都城当中规模最大的。甚至比明朝修北京城的城墙规模还要大一些。
元大都的外城城墙由黄土夯筑，底部较宽，逐渐收窄，宽、高、顶的比例为3:2:1，为应对大都多雨的夏季，城墙设计有多处排水设施，城墙上还曾盖有苇衣，整个大都城墙周长为28600米，城墙四周共开城门11座，这些门的命名取义按五行方位或有关含义而定，东、西、南各三门，只有北边开健德门和安贞门，这样设计曾让人们困惑不解。
陈高华：元代好多写诗都提到，大都城市哪吒城，就是三头六臂，三个脑袋，南边三个门，六臂，东、西都三个门，这就是六臂，两条腿属于北方的两个门，它是按照哪吒传说来设计的。可能跟当时人认为哪吒是一种保护神有关系，所以他大都设计成象征是哪吒的形象，搞了十一个门。
王岗：阴阳学说当中单数属阳，双数属阴，那么北面的城门，它因为是属于阴的这一面城门，所以宋朝是四个城门，元朝是两个门都是双数，这是不错的，从体制上来说，就是它体现了中国古代阴阳观念，在都城建设中的体现，这是一种说法。这种说法正好和传说当中的哪吒的形象吻合，三头六臂两只脚，刚好是这么一个形象，所以当时元朝人在作诗的时候，就提到大都是一座哪吒城，这是一种等于是传说和现实的都城体制的巧合，或者说是一种传承当中的一种偶然相合的因素。
宏伟壮观的大都城历经二十多年才全部建成，整个大都城坐北朝南，以积水潭东北岸的中心台为基准，对称展开，中心台方幅一亩，是刘秉忠实测出来的全城平面布局中心点。南侧有石碑刻有“中心之台”四字，以南至旧金口河（今东西长安街），向西尽积水潭的距离为半径，向东、北两侧对称展开，以确定全城的四至，这在中国的都城史上是史无前例的。然而中心台虽然是全城的中心位置，却并非皇城之所在，而是设置了元代人们生活中更为重要的两座建筑—钟楼和鼓楼。
王岗：钟鼓楼在元大都的时候是整个城市的中心，这种规划设计是从元代开始的，它是一种当时人对于整个城市的一种观念的体现，就是社会的发展，应该按照自然的发展，按照天体运行的发展的规律来运行，它是这么一种理念。所以当时他把这个天，实际上和天相关的钟楼和鼓楼放到而来全城最重要的位置上，甚至于比皇权还要高。
元大都的皇城和宫城与今天的北京城有所不同，皇城由以太液池为中心的三大建筑群组成，北面还有御苑，整个皇城水系环绕，而宫城的面积，则没有今天的紫禁城那么大，它位于皇城的东部，处于全城的南北中轴线上。宫城的主要建筑分南北两大部分，南面以大明殿为主，北面以延春阁为主。大明殿是朝廷举行重大仪式的地方，凡皇帝登基、元旦、庆寿等重大活动都在此举行。大明殿后面为延春阁，阁下称延春堂，是举行佛、道等宗教仪式和宫廷宴会的地方。
在今天的北京城，胡同已经成为最具有代表性的历史符号。很少有人知道胡同一词，原本就是蒙古中对于水井的称呼，而此前，中国都城的设计多数都遵循着坊市制的规则进行设计，高高的房墙内是人们的居住区，而商业贸易区则专门设置，这一格局直到北宋时期才被打破。而元大都在一开始就完全破除了坊墙的设计。
王岗：蒙古游牧民族对商业的发展是特别重视的，对于城市坊墙的束缚，他是肯定要破除的，但是另一方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，就是政治方面的考虑，一个就是说居民的活动，没有什么隐藏的地方，再一个他镇压民众的反抗就会很容易，同时大都城也开始作为一个都城的格局的变化，就是从坊里制度向街道四合院制度转变的过程。现在的北京的的东西城当中，很多的胡同和四合院基本上保留了元朝的旧的格局，基本上没变。
宽阔的街道，交错的胡同，带来了人们前所未有的便捷沟通，交易变得异常便易，这里常年居住着四五十万人口，来自天南海北，说着各种方言的商贾、雇佣军人、旅行者、外交使节、传教士，匠人云集于此。波斯、阿拉伯和高丽的商人们，把马匹、人参、麻布等贩运到大都，再把各种日用品、纺织品和书籍等贩运回去，元大都成为了一座中世纪的国际大都会。
然而，这一切的正常运转都源于元大都一项重要的规划设计，那就是水系。元朝的水利建设在中国历史上可圈可点，著名水利学家郭守敬不仅勾划出了元代水利的大格局，也一手编织了成就大都繁荣的水网。
王岗：这个高粱河的水系呢，包括大都城里的用水，包括咱们现在通惠河的漕运，从通州往大都城运输各种物资，都是走的这个水系，所以当时从江南过来的船，可以通过运河一直运送到积水潭水域来。这是咱们通惠河的一个闸口，在元代的时候最初修的是木闸，木闸修完了以后呢，时间长了就朽了，朽了以后就改成了石闸，石闸到现在七百多年了，这个石闸现在保留还非常好。京杭大运河、包括会通河，御河，它那河上都有这种闸。
金水河、太液池构成了宫苑用水系统，而高梁河、海子、通惠河构成的漕运系统，遍布城内的水井则满足城内居民的生活用水，大都立体化的供水体系不仅满足了几十万人的生活所需，也成就了大都各种货物的舶来运出，成就了南北文化，乃至世界东西方文化的沟通融合。
而此时的元上都也已成为了当时中国北方最繁荣的经济中心，这里有发达的手工业作坊和商业交换市场，也是由内地向岭北行省集运粮食和其它物资的最大转运站。这里是草原丝绸之路的起点，以上都为中心的四通八达的驿道上，是行色匆匆前往上都朝觐元朝皇帝的外国使者，以及波斯、缅甸、印度、尼泊尔、意大利等国的学者、高僧、商贾、工匠、艺人，与他们擦肩而过的是上都派往欧洲和亚洲国家的使节。元大都，元上都，元帝国的两个都城都成为了当时世界瞩目的国际大都市。
自忽必烈始，元朝皇帝每年就在这两座都城之间来回巡幸，轮流办公，处理国家大事，这一制度被称为两都巡幸。
陈高华：当忽必烈开展造大都城的时候，中亚一带的一些蒙古贵族，专门派人来责问他，说我们蒙古人从来就是过着草原的生活，你为什么要在这里建立一个大都城，你自己就不回到草原上去，这很典型的反映了生活在草原上的游牧民族，跟忽必烈政治理念上的一个冲突。按照大多数蒙古贵族，成吉思汗的子孙来说，他们认为在草原上过游牧生活，是他们的传统，是他们的理念。
魏坚：说你是一个蒙古子弟，我们用的是草原的这套管理制度，你就用汉家礼仪、汉家制度，这套汉家东西，你违背而来祖宗的家法，这是不可以相融的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，所以他也受到了很大的压力。这种情况下，怎么办呢，我把一个都城留在蒙古高原上，留在草原地带，一来可以笼络这些对他不满的蒙古宗王，二来他也有了一个统治北方的一个根据地。
对于草原民族而言，逐水草而居，是传统的生活方式，即使在取得了政权之后，他们也常常实行一种叫四季捺钵的制度，按照季节的变化来变化营地，同时处理政务，训练军马。从蒙古人时代，一直到蒙哥汗时代，依旧保持了这种制度，直到忽必烈在开平兴建了都城，蒙古国的政治中心才在真正意义上确定了下来。
魏坚：忽必烈不能放弃上都，而且上都从心里上来说，是他的龙兴之地，所以后来那些个好多蒙古的皇帝继位，一定要跑到上都去，至少有六个皇帝是在上都继位的，那是正统。所以这几样东西加在一起，决定了忽必烈要实行两都巡幸。即保留了北方民族这种基本的习性，另一方面呢，他又保留了一块地方，政治、军事和经济的需要，所以他每次去的时候，有人把它看成一个夏宫，是一个避暑的地方，那不是。
就这样，两都巡幸从忽必烈开始成为了元朝历代皇帝重要的任务，每年隆冬刚过，浩浩荡荡的队伍都会从德胜门出发，沿着固定的路线前往上都，到了秋天再从上都返回大都。皇帝巡幸出发的日子更像是大都和上都的节日，每年农历二月十五日起在大都，六月十五日起在上都，都要举行盛大的迎佛仪式和游行活动，称游皇城。皇帝和后妃、公主、贵臣、近侍全部穿着华丽的服装，坐在彩楼上观看表演，富人商贾争相拿出珍藏的珠宝、奇玩互相夸耀，游行队伍首尾长达三十余里。参与仪式或游行活动的有五千人，所穿衣服和所饰道具均由朝廷发给，队伍因此显得鲜丽整齐，可谓“珠玉金秀，装束奇巧”。往来两都之间的巡幸线路有四条：驿路是一般官员和商人等走的主要通道，设有11个驿站。东路有两条，一条专供监察御史和军队使用，另一条是皇帝的专线，也称为“辇路”，西路皇帝南返大都的路线，也称东出西还。
从事考古研究的魏坚教授，正带着他的学生们进行一次实地考古，他们出发的路线基本接近于当年元朝皇帝北巡上都的路线。魏坚教授曾经在二十年前全程参与了元上都的考古发掘，他特意将两都巡幸的遗址设置在了此次考古研究的线路上。
魏坚：目前我们所在的遗址就是河北沽源的小宏城子古城址，这个是元代的察罕脑儿行宫所在地，这是东西御道上来合围的地方。所以你往回翻还是往上走，都要在这儿合拢，除了正中央中心偏北的地方，就现在我们看到蒿草里面高出来那一块—大殿，而且明显地看出前面一块后面一块，就是元朝在中国这种宫殿的前朝后寝式的这种建筑，前面是朝堂，后面是住人的地方。一般是工字型的，中间有一个亚腰，细一点，然后前面一个大殿，后面一个大殿，所以这是一个主要的殿址。
巡幸线路的行营，多设在这样水草丰美的地方，既可以驻足渔猎稍作休整，又可以在行营处理政务。皇帝巡幸两都，中央机构主要长官也需随驾，议理朝政。一些重要的衙属，在上都均设有分支机构，他们有近半年的时间在上都避暑理政，只留中书平章政事、右（左）丞居守大都处理庶务。
魏坚：过去人们认为是马上打天下，马上治天下，其实元朝本身它自己，好像是武功比较强盛些，但是他们对这个文化并不摒弃，对这些文人非常友好，而且也经常把他们收在帐下，为他们做一些诗词歌赋这些东西，特别是两都巡幸的时候，叫扈从诗人。现在那些诗，扈从诗，有专门的集子，那描写的非常清楚，所以我们通过这些扈从诗，了解好多元代的历史。
从各类文献资料统计显示，有关元朝上京纪行诗近千首，主要就是描写皇帝巡幸驿路的风光景物，这些诗歌中，虽难有今人熟知的传世之作，却成为了研究元代历史的重要文献之一。此时的上都城水草尚未青绿，但随着皇帝巡幸队伍的到来，这里很快便会热闹起来。军队安营扎寨，人们开始为上万人在这上都半年的生活、贸易做着准备，草原上的各路宗王、西亚和欧洲的使节们都已经在前往上都的路上。
魏坚：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，就是元上都外城西北角，再往西北方向一公里左右的地方，这个地方就是龙岗的一部分，叫哈登台敖包，偏北、偏西点的地方，我们管它叫西山敖包，敖包下面就是著名的元代的两个粮仓之一，万盈仓，那么另一个仓房，就在东面，叫广济仓。它的布局和万盈仓的布局完全一样，也是存放粮食的地方。北边的小山包下面这一块，我们调查发现了两处兵营，指挥系统、仓储系统、居住的系统，房子一排一排非常整齐，跟咋们现在排的房子一样，我们当时算了一下，如果每间房子住四个士兵算的话，大概可以住八千人，而上都当时两都巡幸时候的卫戍部队，连汉军带蒙军，大约有两万人。
冷冷清清的上都城很快便成为了十万人聚集的大都市，各国贸易在这里展开，一年中最为隆重的祭祀、宴请、岁赐、议政等活动陆续在上都进行。在今天的元上都，还有一处被称为羊群庙的祭祀遗址，这里出土的几尊石像，曾见证了上都隆重的祭祀仪式。
魏坚：羊群庙遗址是一个意外的收获，当年是因为这个地方有盗墓的现象，我们来处理盗墓的现象来的，结果来了后一挖才发现，前面出来四尊，有三尊是没有头的，其它都完整，第四尊只有脚跟前一部分了，不完整了，一共是是尊汉白玉的石雕像。而这个地方呢，又恰恰是在元上都西北，大概35公里远的地方，从元史里边记载的在元上都西北70里地，是元朝皇家祭天祭祖的地方，那正好是这个地方，每年的七月初七和七月初九，他们这个黄金家族，帝王之家要来这儿祭天祭祖。
隆重的祭祀之后便是上都一年一度的诈马宴，这不仅是一场隆重的宴会，更是蒙古王室贵族们商议帝国朝政的重要聚会，宴会之后，庞大的巡幸队伍就将从上都返回，前往元帝国的另一个政治核心—元大都。
正是因为这每年的一次往返，元朝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就发生在巡幸两都之间的路途中。
公元1323年农历八月初四，英宗在结束上都巡幸后启程南返大都。当天夜里，扈从队伍刚刚抵达西道第一站南坡扎营，即发生震惊全国的“南坡之变”。以御史大夫铁失、英宗两位怯薛长失秃儿、也先帖木儿为首的贵族官僚，发动军事政变，杀死英宗皇帝及其亲信大臣。
公元1328年，元泰定皇帝去世，一派贵族官僚在上都拥立泰定帝之子为帝，另一派则在大都拥立元文宗图帖睦尔，双方为争夺皇位展开了大规模的武装冲突，战火一时遍及黄河以北广大地区。“两都之战”持续将近一年，最后元文宗获胜。在此期间，元朝还一度发生过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三个都城同时并存的现象。
公元1307年，新即位的武宗在两都之间的要道旺忽察都行宫建立新的都城。
魏坚：公元1307年，海山从漠北南下，在大都继位，后来史书叫做元武宗，武宗继位之后，很快就下令，在旺忽察都之地创建中都，旺忽察都是哪里呢，就现在我们中都所在的这个地方，过去是两都巡幸过程当中的一个驿站。当时大臣们都反对，但是武宗执意要做这个事情，大都也罢，上都也罢，都跟他关系不大，而且那些地方盘根错节的这些势力，甚至有的是敌对势力，对他都是不利的。他需要有一个自己的根据地来扎下根来，以图发展，可能因为这样一些原因来建中都。
武宗在位四年，倾注了大量人力、物力建造繁荣中都城并未完全建成，近年的考古发掘使中都城的面貌逐渐清晰起来，中都的规模要小于大都，大于上都。整个城市分外城、皇城与宫城三部分，但不同的是，中都最核心的宫城位于整个城市的正中央，符合都城建设的传统布局。
公元1311年正月，武宗去世，其弟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即位，他立即下令停止中都城的营建，中都建制，实际上仅存在了两年零十个月，成为元代都城建设史上转瞬即逝的插曲。
元朝的历史就这样在皇帝的两都往返中落下帷幕，上都城维持了九十九年。公元1358年，刘福通系的红巾军挥师北伐，攻克上都，一把大火，将这座积百年之力繁荣起来的塞上城市及其宫殿化为灰烬，元朝两都巡幸制自此停摆。
宫阙残破，荒草萋萋，繁盛一时的上都城从此长眠在大草原上，往日的繁华终成追忆。
十年后，公元1368年八月初二，朱元璋手下大将徐达带兵北上，攻占大都，更名北平，中国历史又一次改朝换代。
元朝实施近百年的两都巡幸制彻底终结，然而，元朝的两都巡幸制对于巩固元朝政权，稳定局势，加强汉地与蒙古的联系，促进蒙汉之间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交流与交融，都曾起过重大的作用，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。
元大都，这座曾经的国际大都市，来自全世界的各色人等汇聚在这里，进行各种交易和交流，七百多年过去了，北京城长盛不衰，举世瞩目。什么是盛衰？什么是兴亡？什么是大浪淘沙？大都，上都，两座城的命运进行了形象的诠释。
《CCTV中国通史纪录片》第79集 内阁制度(解说词)
第79集：内阁制度
这里是位于北京市中心的故宫，是明清两代皇帝处理政务和生活起居的地方，它是最高权力的中心，皇帝的诏旨从这里发出，通达全国。在明朝，诏旨的起草，大多数不是在故宫的太和殿，而是在它旁边的一个幽静之所，即使现在，游人也很少光顾此处，这就是文渊阁。文渊阁既是国家藏书之所，更是内阁学士议政的正本之地，明朝末年，内阁大学士黄景昉在《管阁旧事》中写道，文渊阁为禁中深严之地，门榜圣旨，闲杂莫敢窥者，跟随班从至阁门止，惟一二书写仆得从入，各给牌为验。正是在文渊阁这个戒备森严的中枢之地，萌发了明朝重要的政治制度-内阁制度。
宰相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1000多年的时间，在唐朝，唐太宗和宰相房玄龄、杜如晦等人之间的君臣和谐，被后世称为美谈。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，也采用宰相制度，他仿照元朝旧制立中书省，并先后任命了李善长、汪广洋、胡惟庸等人为中书省丞相，中书省丞相是位高权重的正一品高官，总览天下政务，宰相的存在，能帮助皇帝处理日常事务，使皇帝能分出精力运筹内政外交的重大方针问题。但是，朱元璋意识到，宰相作为百官的首领，权力太大，如果任用不当，会对皇权造成巨大的威胁。
张宪博：在历朝历代都有，常常有丞相宰相擅政的这种情况发生，特别是元代，元代的宰相丞相，他的权力是非常大，叫威服下移。所以朱元璋也接受元代灭亡的这种教训。
宰相制在明朝初年持续了12年，按照朱元璋的设计，中央主要设置了三个机构，即中书省、御史台和大都督府，分别掌管行政、监察与军事。御史台最初设立时，由汤和担任御史大夫，而主要负责御史台工作的，则是御史中丞刘基。这里是浙江省温州市文成县的刘基故里，经历500多年的沧桑，这些建筑已经变得比较残破。但是，这些匾额彰显着刘基在明朝的地位，然而，即便是为明太祖立下赫赫功绩的开国功臣刘基，也不能限制中书省的权力。这其中，也有体制的原因，也有人事的原因。
商传：这个御史台的权力，它虽然没有中书省那么大，但是，它和中书省是互相制约的，因为它可以监督中书省的行动，监督中书省的所有的官员，包括朝廷的所有官员，都在他的监督之下，因此刘基在当时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平衡这个中书省的权力的作用。
中书省权力过大，也引起了朱元璋的不满，他借着中书省左丞相李善长生病的机会，顺势卸去了他的宰相职位，改命汪广洋，胡惟庸资历稍轻的人出任中书省丞相。从公元1376年起，朱元璋也开始对中书省总揽天下政务的格局进行调整，他裁格了中书省的平章政事与参知政事，只留左右丞相与左右丞，同时又撤销了总管地方政府的行中书省，将其权利一分为三，及分别主管行政、监察与军事的承宣布政使司、提刑按察使司和都指挥使司。这其实已经预示着中央层面的政治体制改革也会进行，性格狐疑的朱元璋尤其担心自己会被手下的官员们蒙蔽。
商传：朱元璋为什么要建通政使司，对吧，他为什么要求通政使司的人可以拿着这个外面、下面所有的反应的人民来信，所有的东西拿着打包，直接送皇帝面前，皇帝当的大家打开，所有的人都得紧张啊，我打开不定是说谁的呢，一问你怎么回事，官员很害怕。现在呢他怕这个事，他提出来了，皇上你不要这么看，太累了，我们把这些东西都给你分类吧，你要看哪类的，我们把哪类的给你，皇上一想这很好啊，一点都不好。
为了保证下情上达，朱元璋在洪武十年设立通政使司，命令凡在外官员向皇帝奏事，皆经由通政使司传上。但是，宰相的权力却在急速的扩张，胡惟庸自洪武六年（1373）至洪武十三年（公元1380），负责，中书省事务达八年之久，权力极度膨胀，掌握着生杀大权。像刘基那样曾经得罪胡惟庸的高级官员，也难免遭胡惟庸的毒手，刘基受诏回到南京，因为生病，朱元璋派胡惟庸待御医去刘基家，没想到胡惟庸就利用这次机会，用慢性毒药毒死了刘基。胡惟庸还刻意结纳一些有罪而遭惩罚的勋臣，密相往来，贪赃枉法。公元1380年正月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中书省左丞相胡惟庸转眼间成为阶下囚，随即被处死，一同被处死的还有御史大夫陈宁，御史中丞涂节，这一案件直接引发的明朝制度的巨大变革。开国皇帝朱元璋顺势废除中书省及中书省丞相，从此，在中国历史上推行了1000多年的宰相制度被废除。宰相的名称可以被废除，但国家行政中枢的职能不能，也不可能废除，于是新的制度正在酝酿。
商传：为什么胡惟庸后来要被杀，他把这个淮西的人，功臣们全串到一起，什么事，你给我办事，我给你办事，大家互相串着办事儿，不需要皇帝，什么事儿都能办，这个就出问题了，所以呢，一个事是中书省的权力过大。另外一个，就是胡惟庸他在弄权这个方面，又犯了最大的忌讳。
张宪博：我不是说所有的事都要经过皇帝的，中书省有权发布政令，这个呢我们可以称之为二级决策，那么，这样一级决策就使国家很多事情都归到这个中书省来做，那么现在朱元璋废除中书省之后呢嗯，这一级决策就不存在了，所有的事情要由皇帝一个人来做。
旧的宰相制度废除后，皇帝的专权也达到了极限，朱元璋也铁了心以后不再任命宰相，他甚至下发这样的圣旨，以后嗣君，其毋得议置丞相，臣下有奏请设立者，论以极刑。现在，所有的决策权集中于皇帝，皇帝似乎可以高枕无忧了，然而，新的制度还未建立，庞大帝国的正常运转出现了麻烦，朱元璋处理政事的难度成倍的增加。据统计，洪武十七年9月14日到21日，八天之内，内外诸司的奏疏共有1660道，涉及的事情达到3391件，平均计算，朱元璋每天要阅读207份奏章，处理423桩政事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皇帝要处理的政事还在急速的增加，即便是勤政无比的朱元璋也感到了困难。
张宪博：如果一天可以，两天，三天时间长了，他就受不了了，那么这样的话呢，朱元璋还是没有办法，因为决策权归他了，他实际上呢，撤掉丞相，他等于代行了丞相的职责，所以呢对于皇帝的压力实在是太大，必须有辅臣。
这是摆在朱元璋面前的一个难题，他试图设立一种稳固皇权的新制度，既能很好地控制朝政，又能高效地处理政务，为了解决这些难题，朱元璋开始设置四辅官，他从民间征召了几位老儒，让他们每月按旬轮值，辅导自己行政。四辅官地位很高，是正三品高官，然而，朱元璋没有给他们多少权力，因为他们只是没有什么政治经验的老儒，秉性醇厚，没做过什么官，在朝中也没有什么势力，这些都让朱元璋非常放心。可是，两年后，四辅官因为没能发挥作用，被朱元璋废除。
张宪博：因为他找不着那么多人，他只设了春官和夏官，然后呢，秋官和东官暂缺，由别的人哪来代替，找了七八个人，但是四辅官这些人呢，因为他没有这个执政的经验，也没有处理日常政务的经验，他们起自于田间，淳朴无他能，这样的话不适合朱元璋的这种辅政要求。
四辅官的实验失败，使朱元璋意识到，好的辅臣还需要从新的途径选拔，他不仅鼓励各地推荐人才，而且迅速恢复科举取士制度，从全国选拔人才，并让翰林院儒臣承担顾问职能。公元1382年，朱元璋设立殿阁大学士，从翰林院中选择儒臣为殿阁大学士，以备皇帝咨询，朱元璋时期的殿阁大学士，对政治的影响微乎其微，他们只是随时等候皇帝的咨询，而并没有权力去阅读诸司的章奏，然而，从翰林院遴选殿阁大学士，以备皇帝顾问的做法，为后来内阁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形制上的基础。
张宪博：明朝只有个别一两个重要的中央机构，它是其他朝代所没有的，一个是通政司，，再一个就是内阁，特别是内阁，这是以前没有的，所以他要摸索内阁的权力定位，它的职能，这些都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确定。
朱元璋临终前将皇位传给了皇孙朱允文，而他的四儿子朱棣并不乐意，朱棣被朱元璋封为燕王，手握重兵，对北平一带的军队有很强的影响力，他以清君撤的名义起兵，最终率大军攻下南京，夺取皇位，就在朱棣骑马进入南京时，一名文官突然挡住了他的去路，朱棣正要发怒，那位文官却提醒说，殿下准备先谒陵，还是准备先即位。朱棣一愣，马上醒悟，他立即调转马头，先去拜谒孝陵。孝陵坐落于现在南京市钟山南麓玩珠峰下，是明太祖朱元璋和马皇后合葬的陵墓。
张宪博：因为他是篡位，本来不应该他当皇帝，那么你已经出了问题了，所以呢他必须得先去谒陵，才能表现出他的忠孝，因为朱元璋说过，尧舜之道，孝悌而已。如果没有这个东西呢那就完了，你怎么当皇帝。
朱棣向父亲朱元璋一样勤政，将朝政大权紧紧抓在自己手里，宰相制度制度同样被他摈弃，但朱元璋选殿阁大学士，以备皇帝顾问的做法，在他统治时期却以内阁的形势继承了。朱棣即位不到一月，即命解缙，黄淮，胡广，杨士奇，金幼孜，胡俨，杨荣等七人入翰林院，并直文渊阁预机务，其中杨荣就是那位提醒朱棣谒陵的文官，他成为第一批内阁学士中的重要成员，后来一直很受朱棣器重。内阁学士的职责主要有两项，一起为皇帝起草诏令，一是与皇帝商议机务，他们成为皇帝最核心的智囊团，在朝政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。他们随时要接受皇帝的咨询，一天晚上，有奏报说宁夏被围，朱棣连夜召见内阁学士，恰好只有内阁杨荣值班。朱棣把奏章给杨荣看，杨荣看后说，宁夏城防坚固，士兵都英勇善战，这封奏报是十天多前的，现在估计已经解围了。到半夜，果然又得到宁夏已经解围的奏报。
商传：到了朱棣做皇帝的时候，明成祖他仍然要解决这个问题，这时候，他就把这两个，结合起来，一个是他父亲选的中级官员，五品以下的官员，一个是他的侄子，选那些真正能干事的官员，干练又不是那种窝囊的人，那么这两个结合起来，什么人最合适呢，那就是那些年轻的低品级的官员，就是后来的翰林院为主的官员，以他们为主体，就形成了一个秘书班子，这个秘书班子到皇宫里来办公，这才叫内阁。
第一批内阁学士中，最有名的当属解缙与杨士奇，但他们最终的命运却是截然不同。这是江西省吉水县博物馆珍藏展出的《解文毅公集》，这些刻在烧制的青砖上的文字，是解缙当年写的奏疏和颂言文。
商传：也许死对于解缙来说是最好的归宿，因为他是不能够适应这样一个君主专制政体的，在这样一个专制政体下，让自己适合它，改造自己，让自己变为一个适应的人，他做不到。
解缙墓地在历史上经历了多次搬迁，如今位于江西省吉水县城，解缙的后人也经历了被流放的悲惨命运，在解氏的家谱中还记录了这样一段历史。
解洤：解缙的家人还在辽东啊，当时因为是流放，从吉水走路走到辽宁省，很远啊，我们那个家族全部迁徙到那边去受苦，这边是流放之地，朱高炽就这样说，解爱卿家人还在那边，先把他家人放回原籍，发放家产，现在就回来了，现在在辽东还有我们解家的人在那边，因为有些人是回不来了，太远了。
在距离江西省吉水县100多公里的泰和县，是明代的兵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杨士奇的墓地，杨士奇的命运比解缙要好得多，杨士奇在朱棣面前，举止恭谨，应对得体，深为朱棣信任。朱棣立长子朱高炽为皇太子后，特命杨士奇出任东宫属官，辅佐太子。公元1409年，朱棣巡守北京，命杨士奇等人辅佐皇太子在南京监国，当时朱棣十分警惕藩王们的举动。又一次远在北京的朱棣写信给朱高炽说，周王心不可测，你应该加意防慎，这道敕书你可以给蹇义，金忠，黄淮，杨士奇四人看，不要再泄露给其他人，如此绝密的敕书，给吏部尚书蹇义，兵部尚书金忠看之外，还可以给两位内阁学士黄淮、杨士奇看，反映内阁学士确确实实在参预机务。
张宪博：朱棣基本将明代的内阁制度完备了，因为他整合了他以前两代这个辅政的这种资源，所以呢基本就完备了内阁制度。
公元1424年夏，朱棣北征途中病逝于榆木川，在杨士奇、杨荣、金幼孜等人的拥护下，太子朱高炽顺利即位，此时杨士奇与朱高炽之间已经有了20年患难与共的岁月，关系非同寻常。朱高炽即位后，擢升杨士奇为礼部左侍郎，兼华盖殿大学士，不久又提升为兵部尚书，杨荣在朱棣逝世时，因为支持朱高炽即为，也得到回报，进工部尚书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，金幼孜进礼部尚书，朱高炽还赐给吏部尚书蹇义、杨士奇、杨荣、金幼孜四人各一枚银章，上刻绳愆纠缪字样，在直接向皇帝上密奏时使用，内阁大学士兼尚书衔，使得内阁大学士的地位得到了提高，这是阁权逐渐重于部权的开端。
李嬊平：每人赐了一枚银章错的，刻的是绳、愆、纠、缪，绳所谓准绳，就是标准，规矩，愆是过失，缪是错误，他赐给他们吃这些银章，目的是什么呢，如果你们觉得我在朝政上有什么不足，或者群臣的建议我没有听从，或者你们有什么好的建议，我没有重视，那么你们可以把它写下来，用密封的形式盖上这个章，来提醒我。
明仁宗朱高炽统治时期，杨士奇的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，仁宗授内阁大学士杨士奇为少傅，秩从一品，不幸的是仁宗即为不到一年就驾崩了。但仁宗之死并不妨碍内阁实际权力的增长。这是位于北京故宫东南部的文渊阁，简洁素雅的文渊阁，早期主要用于藏书、编书，除《永乐大典》贮藏于文楼外，其它书籍均于英宗正统六年（公元1441），正式入藏文渊阁，当时主持清点编目的杨士奇，曾将各书逐一打点清理，编置字号，收藏于书橱中，并据以编成《文渊阁书目》，在承载藏书、编书功能，并用作天子讲读之所的同时，文渊阁还是阁臣入直办事之所。明朝的内阁就设在这里，随着明朝政治的发展，文渊阁成了秘阁禁地。
李嬊平：文渊阁是藏书的地方，同时呢又兼作为这些大臣的值班的地方，这个制度就一直这么延续下来了，所以从记载上说，所谓文渊阁一共有十间，西五间，中间挂文渊阁匾，那么，它并没有挂内阁匾，原因也就在这，它所谓称为内阁，是因为地在宫禁，他属于地处宫禁吗，而且又经常随侍皇帝左右，所以称为内阁。
内阁学士兼顾问，最初多半是靠着与皇帝面对面的交谈来实现的，但随着皇帝日益深居简出，内阁学士的顾问职责逐渐只能通过书面形式来呈现。这样，面谈为笔谈所取代，替皇帝票拟逐渐成为内阁大学士们的重要工作。
张宪博：票拟的出现要追溯到朱元璋废掉中书省和丞相，他出现了这个议政这种形式，但是内阁议政形式，不能接近皇帝，因为顾问必须得在一起，问吗，对不对，如果都靠着票拟，这就不叫顾问了，就是处理章奏，所以有了票拟之后，内阁的顾问职能基本上消弱了。
票拟又称条旨，票旨、票本、拟票，是指内阁大学士用墨笔在小票上写下意见，再叫小票贴在奏疏之上交给皇帝，以备决策参考。在宣德朝，吏部尚书蹇义，户部尚书夏元吉等大臣也可以给皇帝票拟。公元1435年，朱瞻基去世，太子朱祁镇年仅九岁，朱祁镇即为后，廷臣请太皇太后张氏垂帘听政，张太后遵守后妃不预政事的祖宗家法，不愿意垂帘听政，命凡是交内阁议决进呈，然后施行。内阁三杨在太皇太后的支持下，实际上成了朝政的主宰者，而票拟也逐渐成为内阁的专职。票拟制度的出现，是内阁制度完备的标志，内阁也在明朝的政治体制中发挥越来越核心的作用。
张宪博：内阁只是对其他衙门提供来的章奏进行建议，或者哪儿不合适，建议皇帝怎么做，它没有，不能够代替六部的这些衙门来越俎代庖，然后呢，提出一些庶政的实施方案，它没有这个权利，内阁只是具有议政职能的一个机构。
这是两份明朝末年兵部尚书张凤翼上呈皇帝的奏疏的草本，珍藏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，草稿经过修改成文之后，会用正楷的字体抄写，加盖公章，就成为题本，呈送皇帝批阅。在明朝，皇帝御笔的奏本或题本的原件是不出皇宫的，而由于战乱或火灾，明代奏折几乎全部被销毁，难以找寻。而当时贴在奏疏上的内阁票拟的票签，则更是无处找寻了。
高焕婷：题本送到内阁以后，就由内阁大臣，他们主要是根据题本的内容，还要依据明代的典章，史籍商讨出处理的意见，以供皇帝参考，然后他们将这些处理意见，抄写在一张小纸片上，这就是票拟，经过票拟的这张小纸片就叫票签。
从《明会典》的记载上看，内阁的职权非常多，票拟之外还有很多的职权，如知经筵，修《实录》，即主持对皇帝集皇室的教育工作，以及修国史的工作，包括主持大的典礼活动等工作。不过《明史.职官制》对内阁的核心职权却概括为二十一个字，献替可否，奉陈规诲，点检题奏，票拟批答，以平允庶政。其中票拟批答是重中之重，票拟的对象是诸司章奏，表达的是内阁对章奏的处理意见，内阁票拟如果禀受了皇帝的具体意见，便要照录旨意，作为拟旨的题本，形成所谓的丝纶簿。
高焕婷：题本上的红批，经过内阁大臣抄写，装订成册叫做丝纶簿，也就是常说的王言如丝，齐出如纶，皇帝的话刚出来的时候就很细，它的威力不是特别的大，当它发出去执行的时候，那就是齐着相当大的作用，所以，它就像纶。
票拟的效力虽然最终由皇帝来决定，但是当票拟成为一种制度之后，皇帝也不得不特别重视。例如嘉靖二年（公元1523）二月，刚刚即为不久，还缺乏处理政务经验的嘉靖帝朱厚熜，没有让内阁票拟，就在都察院请求差御史巡盐的奏疏上作出批答，结果出现错误，被六科封还。为此，刑科右给事中黄臣上疏说，我朝设内阁，处以文学之臣，凡百章奏，先行票拟，最后皇帝朱厚熜也只得改批如制，之外，凡是皇帝向下发放的文书。包括诏、诰、制、册文，谕、书、符、令、檄等诏旨，都由内阁起草，为此内阁被称作为作为政本之地-政府，重要性也超过六部衙门。作为辅助皇帝决策的机构，内阁填补了明朝废宰相之后的权力空间，内阁大学士也常被人们称作为相。但是，内阁的形成却并不等同于相权的回归，官员们成为内阁大学士后，总是谦逊地说，自己是被命文渊阁办事的，内阁大学士只是皇帝的助手，并不能自主决断事务。明后期的首辅大学士徐阶说，阁臣之职，止是票拟。
内阁大学士要想行使某些举措，或者弹劾某位官员，并不能直接上奏，而通常需要嘱咐六部，都察院或各省官员通过奏疏的形式来发起建议，在通过自己的票拟来实现自己的意志。同时，内阁经常会发现自己处于艰难的夹缝之中，一方面他们要尽可能的为皇帝分忧，以保证他们得到皇帝的信任，另一方面他们却还要面临来自官僚集团的压力，在皇帝与文官政府就某些问题僵持不下的时候，内阁大学士在其间的调和人的角色颇为尴尬。而且，内阁大学士的权力，严重束缚于君主的专制权力，总之，一切的最终决定权在于皇帝，不在内阁。
李嬊平：在最初的几年啦，因为有这个太皇太后，也就是明仁宗的皇后还在世，在她的支持下呢，就是凡是有什么问题需要处理的，都让中使，所谓中使就是皇宫中的太监，到内阁去咨议，然后得到这个内阁的答复以后，再来决定怎么裁决。
张宪博：实际上票拟出现之后，奏疏可以留中，批答可以拖延，然后呢，甚至可以反复地议，因为皇帝见不着我啊，我就是拿那个批一下就行了，而且还会出现中间的，在皇帝和内阁之间出现司礼监，代为皇帝批红的这样一个程序。
在内阁权力上升的同时，宦官权力也在增长，内阁获得票拟权的同时，宦官24衙门中最重要的机构司礼监也获得了批红的权力。批红是司礼监秉笔太监按内阁票拟的意见，经皇帝审批后，用朱笔代皇帝写出。如此一来，章奏批答多半经由宦官之手，故有内阁之拟票，不得不决于内监之批红，而相权转归之寺人的说法，这里的寺人就是指宦官。为此，明末思想家黄宗羲就说，内阁非但没有宰相之名，而且没有宰相之实，有宰相之实者，今之宫奴也。正统末年，宦官王振就是因为掌管司礼监，而成为明朝第一位专权的宦官。
张宪博：王振由于这个与票拟有关系，因为票拟的问题，所以呢他在里边，就容易蒙蔽皇帝。
商传：如果内阁不拟这个票，那就什么都别谈、做不成，可是你拟了这个票，如果这个司礼监的秉笔太监不批红，你也白拟，所以，这两个结合起来才行，那后来，那就只好是内阁和宦官就得勾结，他勾结起来，这权力就大，他要是对着，这这事儿就永远解决不了。 1966年，考古队员在南京马家山，发现了一座重要的明代墓葬，清理出100多件陶瓷、紫砂、铜、石等质地的珍贵文物，其中最珍贵的是仪卫陶俑群，这批陶俑包括陶马与马夫俑，马吏俑，内臣俑，仆从俑，骑马甲士俑，骑马近侍俑，骑马旗仗俑，骑马吹鼓俑等，文武内臣，旗鼓乐队，前呼后拥，形成了一个浩浩荡荡的行进队伍，体现出墓主人生前出行时的浩大声势。根据出土墓志上的记载，墓主人竟然是一个叫吴经的明朝司礼监太监。
王涛：这个墓葬时明朝中晚期的一个墓葬，那么我们都知道到明朝的时候，尤其是越往后期的时候，太监的这种权势，这种势力是越来越庞大。最著名的是魏忠贤，他整个掌控东厂。
在明朝，随着太监的权力越来越大，内阁诸臣由于需要频繁与太监打交道，对于太监也越来越客气，万历初年的内阁大学士张居正权倾朝野，是明朝历史上最有权力的内阁首辅，但他也必须结交太监，因为如果没有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等人的支持，张居正无法取得两宫太后的支持，也就无法坐好内阁首辅的宝座。
张宪博：总有人说明代内阁它就是丞相，或者是跟丞相差不多，实际上差的非常远，它的职能是议政而不是决策，人们在研究场它们，一开始呢就是对这个分别不是很清楚，所以总认为明代是内阁政治。
商传：有人评价叫真丞相，说他们已经像丞相一样的，那么应该说它在某种程度上，它接近于丞相，但是你不要忘了，有一点它就不像丞相，它永远达不到，就是它任何事情要想完成，它通过宦官，他如果不通过，就完不成，宦官是谁，宦官就是皇帝，实际上宦官就是皇帝的家奴，只不过皇帝懒，他不想好好去做这事儿，他让他自己最亲近的这个家奴，来替他来延伸他的这之手。
内阁、司礼监、东厂，锦衣卫，诸如此类的互相制约的机构在明朝并存，使皇帝对朝政的控制力达到了空前，即使嘉靖皇帝三十年修道炼丹，万历皇帝二十年不上朝都丝毫不影响他们牢牢地把握着最高统治权。然而，曾几何时，这种超乎寻常的制度制约，使得整个政权的内部缺乏了生机，除了控制还是控制，除了制约还是制约，没有新鲜的风吹来，朝廷成了一潭死水，自张居正之后，从中央到地方普遍存在着萎靡拖沓的作风，大臣们被皇帝之命是从，明哲保身，一味因循守旧，进而贪婪腐败，越来越保守，显然这样的体制出现了巨大的弊端。
商传：张居正死了，明朝的内阁跨了，以后的内阁没有一个像样的人出来，全都是庸碌之辈，到了崇祯一朝，50丞相，就50个内阁，阁老的更换，那内阁已经就没有意义了，十七年换50个人，谁还有心来把这个国家的政治管一管。
这里是紫禁城，高高的红墙曾如铜墙铁壁一样，将明朝的中枢密不透风的环卫起来。文渊阁也在其内，由内阁起草的诏旨，可以传送到整个国家的每一个角落，文渊阁毕竟离不开紫禁城，在高墙环卫之中，内阁权力达到前所未有的巅峰。由于始终笼罩在皇权的阴影之下，内阁没能展现出新的生机，而是注定要伴随着腐朽的皇权政治一起消失于落日余晖之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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